第二十七章 官商之间
第二十七章 官商之间 (第1/2页)张振勋再次进京的时候，街巷还没有从战乱中完全缓过神来。东交民巷一带的残垣断壁还没有清理干净，烧焦的木梁横在路边，被雪覆了一半，露出炭黑的截面，像一排被拔光了牙的牙床。各国公使馆门前重新挂起了旗帜，旗面在冬风里哗啦啦地响着，颜色鲜艳得像在刻意遗忘什么。张振勋的马车从那些旗子下面经过，车帘掀了一条缝，他看见一面法国三色旗的旗角卷了一下又松开，那红白蓝在灰蒙蒙的天色里显得格外刺眼。
他放下车帘，靠在座垫上。这次进京不是为了送酒。庚子之变之后，清廷终于开始认真推行“新政“。戊戌年没做成的事，如今在洋人的枪炮和条约的逼迫下，不得不做了。废科举、办新学、练新军、设商部——几道圣旨接二连三地发出来。
张振勋怀里揣着一封信，是盛宣怀一个月前从上海寄来的，信里只有一段话：“新政将行，朝廷欲委南洋商务大臣之职于兄，考察外埠商务，联络华侨归国投资。此职虽虚，然可借朝廷之名行事，比商人身份更便于周旋。同时任一实职：粤汉铁路总办。兄意如何？“
他没有立刻回信。在烟台办公室的桌前坐了一个下午，把那封信翻来覆去看了三遍，“粤汉铁路总办……“他自言自语地重复着。然后提笔写了三个字：“愿意去。“他不是想当官。他在南洋做了三十年生意，知道官帽和商帽的区别——官帽看着沉，其实轻；商帽看着轻，可撑着它的是真金白银和日夜不息的运转。
可盛宣怀的话说得对，“借朝廷之名行事“，这个名头比他张振勋三个字好用。在清廷的地盘上开铁路、办工厂、跟地方官打交道，没有一顶官帽顶着，连衙门的大门都进不去。他想起几年前在天津总督府候客厅里那些冷掉的茶，想起那份呈文被幕僚漫不经心接过去时蹭过纸面的、迅速而轻飘的指腹。
他不想再喝冷茶了。
任命状到烟台的那天是个雪天。内阁发来的公文用了黄绫封套，上面盖着鲜红的大印。张振勋接过来的时候手上沾了雪水，在黄绫上洇开了一个浅色的印子。他擦了擦手才拆开看，里面的文字他一字不落地读完了，然后合上，搁在桌上，对老汤说了一句话：“从今天起，我是朝廷里有官位的人了。“
老汤站在门口，雪粒子从门缝里吹进来，落在他的肩头上。他搓了搓手，脸上是那种想笑又不太敢笑的表情：“掌柜的……不对，大人——“
“还是叫掌柜的。“张振勋把那卷黄绫放回木匣里，合上盖子。“大人多了去了。掌柜的只有我一个。“
光绪二十八年春，广州。
紧接着下来的差事是粤汉铁路总办。盛宣怀在电报里说得轻巧：“铁路乃新政要务，兄于南洋主持过船务，此事当不在话下。“张振勋看完电报，笑了。船务和铁路，隔着一整片太平洋。可他没有推辞——广东是他的老家，从广州到汉口的铁路修通了，粤北、湘南那些山窝窝里的乡亲就能把东西运出来，就能少受几分穷。他在南洋挣了那么多年的钱，钱放在账上只是数字，放在铁路线上就是路。路通了，银子才能流到那些该流的地方去。
广三铁路的起点在珠江边，终点在佛山三水，全长不过一百多里。在清廷规划的那些铁路线路里，它算不上什么大工程——粤汉铁路的延长线之一，一条支线而已。可它有一个特殊的意义：这条铁路是中国第一条由华侨资本投资建设的铁路——资金从南洋华商那里募集，工程由中国人主持，没有向洋人借一分钱。
开工那天，张振勋站在珠江边的一片荒地上。面前是一条刚刚划定的路线，路基的轮廓已经用石灰线标出来了，白花花的两道线，在早春的泥地上弯弯曲曲地延伸出去，一直延伸到远处那些绿蒙蒙的山丘之间。旁边站着一群穿官服的人——广州府的知府、南海县的知县、粤海关的几个道员——他们手里端着茶盏，脸上挂着笑容，可那些笑容在张振勋看来，像浮在泥水上的油花。
“张大人，“广州知府凑过来，拱了拱手，“这条铁路可是咱们广东的头一桩侨资大工程，朝廷看着呢，百姓也看着呢。您可要把把稳了。“
张振勋朝他拱了拱手：“承知府大人吉言。“
那几个官员又寒暄了几句便散了。张振勋独自站在石灰线边上，看着那条即将铺下铁轨的土路。线在泥地上画得分明，可跨过那条线之后是什么，他无法一桩桩都算明白。他在广州城里借用了一间旧衙门改的办公室，把广三铁路的图纸铺满了整面墙，又在地图桌上摊开了另一张纸，在上面画了一条从广州到汉口的虚线——那是还没开工的主线。那条虚线的长度是广三线的十倍都不止，要穿过南岭、跨过湘江、经过岳阳和武昌。
他在这张图前面站了很久，心里有一笔算不清的账。那笔账记的不是银元，而是一个人一生能修多长的路。从烟台到广州两千多里，从广州到汉口一千多里，中间隔着无数个他以前只在地图上见过、从未真正涉足的地名。他想：如果那些地名里每一个地方都能通上火车，那么从那个地方出来的人，或许就不必像他当年一样，赤着脚、穿着磨穿底的布鞋，从大埔一路走到汕头去。
“先修广三。“他在心里说，“走一步看一步。“
可广三铁路比他想象中难修得多。
第一道难关是银子。朝廷拨了款，可到了广东藩库层层克扣，到工地上已经少了一大截。张振勋从南洋调了自己的钱先垫上，又联络了几位潮汕同乡的华侨凑了一笔，可还是不够。修路要买铁轨、要雇劳工、要赔沿途田产拆迁的款子，每一笔开支都在账本上张着嘴等着喂。他一个月里有半个月在广东和南洋之间来回跑，从巴达维亚、新加坡、槟城一笔一笔地凑银子，像在缝一张破了太多洞的帆，补了一块又一块，可海风还在从别的洞里灌进来。
第二道难关是地方。沿途经过的村庄，有些村民不愿意搬迁，有些乡绅指着风水说铁路会切断龙脉，聚众闹事堵了工地。张振勋亲自到那些村子去，蹲在祠堂门口跟老人谈条件——“路修好了，你们的山货能用火车运到广州去卖，价钱能翻一倍。“有人信了，有人不信，有人当面点了头转身又带着人来拆枕木。他只好托人在府衙和乡绅之间来回斡旋，一边赔钱一边赔笑，把“总办“两个字的官威用到最薄、最软的地方。
路线要穿过南海县的一片农田，那里住着几十户种田的人家。张振勋已经按市价出足了补偿，地契也办好了，可征地的事拖了三个月还没办完。原因是县衙里有人想插一脚——有人想要“过手费“、有人想要“好处费“、还有人要求把他亲戚的名字加进工程承包的名单里。张振勋坐在办公室里，听那位县吏把“过手费“的数目报完，没有发火。他在南洋见过荷兰人吃拿卡要，比这更高明的手段他都见过。
他只是说：“钱的事好商量。地的事不能拖。火车明年春天要通车。“
那位县吏走后，张振勋给盛宣怀写了一封信。信里只有几行字，把征地的事说了一遍，又提了一句：“此间关节之繁，十倍于南洋。然振勋不避烦难，惟望中堂于关键处助力一二。“
盛宣怀的回信来得很及时。信中只说了一件事：他会让两广总督衙门给广州府发一道加急公函，催促他们尽快办完。张振勋把信读完之后收进了公文袋里，没有再多说什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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