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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六章 火种

第二十六章 火种 (第1/2页)

光绪二十六年,公元1900年夏,烟台。
  
  消息从天津发来的,先是电报,盛宣怀亲笔。寥寥数行,说义和团在直隶、山东、山西起事,烧教堂、杀教民、拆铁路,局势失控;朝廷举棋不定,有大臣主张“扶拳灭洋“,洋人列强已调集军舰集结大沽口。盛宣怀在电报末尾写了一句:“形势危殆,兄在烟台须早作打算,切切。“
  
  紧接着是来自各地的信,一封接一封地涌进烟台——张裕在上海和天津的代理行都寄来了急信。天津租界已进入戒严状态,店铺关门、港口停运,货物无法出入。上海虽然暂时安稳,但往北的航线已经基本中断。
  
  张裕使用的酒瓶是深绿色玻璃的,当时国内还不能生产这种瓶子,全部要从欧洲进口,经上海转运。可北方的水路不通了,船进不来,码头上积压着大大小小的集装箱,没有装卸工、没有卡车、没有人管。
  
  没有瓶子,酿出来的酒装不了。没有木塞,装了瓶也封不了口。没有橡木桶,新酒没法陈放。三样东西全卡住了。
  
  局势发展比张振勋预想的更严重。六月,八国联军攻陷大沽炮台;七月,联军攻入北京;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仓皇西逃。消息传到烟台的时候,街面上乱了好几天,有人连夜带着家当往乡下跑,有人在港口抢着买船票南下,也有人趁机哄抬米价、囤积居奇。
  
  张振勋站在烟台港的码头上,手里攥着最后一封从天津转来的信,信是盛宣怀的,只有两行字:“京已失,局势未明。保全为重,勿轻动。“
  
  张振勋抬头看着海面。海面上没有船。原本每个月都有两三艘从上海或者天津过来的货轮,载着从欧洲运来的橡木桶、软木塞、玻璃瓶和酒标印刷纸。可这个月什么都没有,海面空荡荡的,只有几只渔船在近处收网,海鸥跟着船尾的浪花盘旋,叫声又尖又脆,像在嘲笑什么。
  
  “掌柜,“老汤站在他身后,声音压得很低,“我们库里的瓶子只够装五百瓶了。软木塞更少,顶多再封三百瓶。下个月要是还没船——“
  
  “知道了。“
  
  张振勋没有回头。他看着那片空荡荡的海面,看了很久。海面上的天色不太好,云层压得低,灰蒙蒙的,远远的水天交界处模糊成一片,分不清哪里是天哪里是海。他想起几年前从欧洲带回来的那些种苗,想起第一次试酿失败时那些浑浊的、带着异味的液体被一桶一桶地倒进地沟里,想起他在颐和园里说的那四个字:“实业兴邦。“如今他站在码头上,手里攥着一封写着“勿轻动“的信,面对着一条断了的供应链和地窖里那些正在缓慢变质的酒。他忽然觉得那四个字在风里变得有些轻,像一片被吹起来的纸,在空中打着旋,找不着可以落下来的地方。
  
  张振勋把工人们召集到酒厂的院子里,在大家面前,只说了一句:“时局再难,咱们这个厂不能停更不能散。船进不来酒瓶,咱们就先不出酒。葡萄藤还在、人还在,等到船能进来的时候,酒还能继续做。“
  
  那些工人站在院子里,听他说完,没有散。有人站了一会儿,把锄头拿到井边去洗了,晾干后又放回仓库里去了。
  
  张振转过身,朝工坊走去。“去看看窖里的酒。“
  
  酒窖里比他记忆中热了一些。
  
  他带着巴保和老汤走下石阶,还没到窖底,巴保的眉头就皱了起来。“温度不对。“他快步走到最里面那排桶前面,摸了摸桶壁,又蹲下来摸了摸地面,然后把一根挂在墙上的温度计取下来看了一眼——十六度半,比正常值高了两度。
  
  “通风口被堵了。“巴保沿着一侧的墙面走到通风口的位置,举着油灯照了照,铁栅栏外面堵着一层厚厚的灰土和落叶,显然是入夏以来没人清理过。外面的新鲜空气进不来,里面的湿气散不掉,整个窖底的温度和湿度都偏离了那些酒液需要的平衡值。
  
  “有几只桶?“张振勋站在窖中央,把手掌平贴在最近的那只橡木桶上。木壁是温热的,比平时高出不少。
  
  “中段和最里那一排都有可能。“巴保已经蹲下来,用一根长管从一只桶的侧孔里抽了一点酒液出来,倒进量杯里,对着灯看了一眼颜色,又凑近闻了一下。他的脸色变了变。“这一桶已经有些氧化了。再放下去就会酸。“他又连续检查了四只桶,每一只的结果都类似——三只有轻微的氧化迹象,一只已经出现了浑浊,还有一只打开的时候,一股微微的醋酸味飘了出来。在空旷的窖里像一声极轻的叹息,落在石壁上,弹回来,散开了。
  
  “毁了多少?“张振勋问。
  
  巴保站在那排正在变质的酒桶前面,手里的量杯微微倾侧着。他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:“中段这一整排都需要提前出桶。成品品质会打折扣。能卖的不足三成。最里面的那几只——“他指了指角落里那只已经敞了口、正往外飘着醋酸味的桶,“得倒掉。“
  
  张振勋站在昏暗的窖底没有说话。他看着那只敞了口的桶,里面的液体在灯光下微微晃动着,颜色已经变得不太对了——从一种深沉均匀的宝石红泛上了一种游离的、像被什么搅乱了的褐。那是三年的等待和心血凝成了液体,如今正在用一种沉默的方式从桶里往外渗出来,不是漏,是“活不下去了“的那种渗法,像一个人失去了维系生命的养分,皮肤一点点变干,里面的水分慢慢地、不可逆地走掉了。
  
  老汤在旁边半张着嘴,喉结上下滚了好几轮,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。约瑟夫·巴保把量杯放下来,背过身去,用袖口擦了一下眼睛,动作又快又轻,像是怕被人看见。
  
  张振勋走过去,把那只敞了口的桶的盖子重新合上。动作很轻,像在给什么已经死去的东西盖上一层布。然后他在那片昏暗里站了一会儿,开口说了一句话:“把还能救的,尽快装瓶。救不了的——“他顿了顿,“倒掉。桶洗干净,留着等下一批。“
  
  他转身往石阶上走去。脚步声在空旷的窖里一步一步地响着,沉稳而均匀,像在给这座地下的空间量尺寸。可老汤跟在他身后往上走的时候,看见他的肩膀比平时绷得紧了一些,那件蓝绸长衫的肩线微微扯着,像他正用全身的力气把什么东西按在原地不让它垮下来。
  
  从天津到烟台的海上航线停了。洋人的兵舰封锁了渤海湾,任何挂着外国旗帜的商船都无法靠岸。张裕酒厂仓库里的玻璃瓶只剩下不到五百只,软木塞只够封三百瓶,印刷好的酒标倒是还有一箱——可没有瓶和塞,酒标就是废纸。更致命的是酿造车间里少了两种从欧洲进口的关键材料,没有它们,下一批葡萄压出来的汁液就无法稳定发酵。约瑟夫·巴保把库存清单翻来覆去地算了三遍,最后把算盘一推,说了一句话:“张先生,我们撑不过今年秋天。“
  
  张振勋坐在办公室的桌前,面前摊着一封信,是几天前从上海辗转送到的盛宣怀来信。信里说上海的情况还算平稳,盛宣怀正在协调江南制造局的物资渠道,如果烟台这边需要什么,他可以设法从上海调运。可信末附了一行字:“然海路不畅,货物能否到埠,未敢遽料。“
  
  张振勋读了三遍,把信搁在桌上,看着窗外那片灰沉沉的天,忽然想起一件事。他转过头来问老汤:“前阵子听你说过,威海那边有海盗出没?“
  
  老汤一愣:“是……是有的。这大半年海路不太平,往来的商船有时会碰上。船小势单的,被劫过的也有几起了。掌柜的您怎么突然问这个?“
  
  张振勋把盛宣怀的信折好收起来,站起身来走到窗前。烟台港的方向灰蒙蒙的,看不见海平线在哪里,整个世界像被关在了一只灰色的罩子里。可他的手指在窗沿上一下一下地叩着,那是他开始盘算一件什么事时才会有的动作。
  
  然后张振勋从办公桌的抽屉里拿出一幅地图铺在桌面上,地图上山东半岛的海岸线弯弯曲曲的。他盯着地图看了很久,目光从海上移开,往西南方向去了——从烟台沿渤海的浅水线往南,绕过胶州湾,再往南沿着海岸一直下去,出浙江、入福建、到广东。
  
  “瓶子和桶,从广东到烟台,走海路能不能到?“张振勋问。
  
  老汤想了想:“走南线绕道,可以避开直隶和天津的封锁线。但航程远得多,运费高。而且——“他顿了一下,“这一路上也不太安全。“
  
  “有海盗?“
  
  “对,海盗。“
  
  “海盗也是人。“他说,“人为什么要当海盗?“
  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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